这张面向天空的面孔是一件重要的艺术作品，因而也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直面自身。它将激发一场关于人类处境、生物圈以及我们如何在下一个世纪存续的全球对话。鉴于地球上一切生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——环境的，也是政治的——我们正在重新发现艺术与艺术家对人类存续所起的关键作用。艺术，是我们存续的必需*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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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rj Lalonde 和我是通过各自的项目在网上相识的——他的 FACING THE SKY – One Free World For All，以及我的 The smART Peace Prize: Art Against Human Destructiveness（艺术对抗人类破坏性）。第一次通过 Skype 交谈时，我们就像两个兴奋的孩子，谈论着各自的玩具，琢磨着怎样一起玩。

Cerj 作为艺术家的视野面向全球观众。他的项目是一件复杂的创作，却传递着一个简单的讯息：“我们若想存续，就必须作为一个物种直面自身；而做到这一点的途径，是彼此之间富于创造性的沟通——我们必须创造新的方式，在脆弱的生物圈与我们自我破坏的行为之间取得平衡。”通过这个项目，Cerj 完美地诠释了我所说的“作为文化韧性推动者的艺术家”。这一概念是我在《The Art Imperative: The Secret Power of Art》（2010）一书中提出的，其核心主题是：我们人类是创造艺术的物种，诞生于四万年前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先祖开始创作洞穴艺术之时。我相信，艺术赋予我们这一物种更大的生存价值——艺术 = 存续。

FACING THE SKY 让我首先联想到野口勇（Isamu Noguchi）的《Man To Be Seen From Mars》（从火星可见之人，1947）——一件观念性的大地艺术作品：一张巨大的面具般的面孔，计划刻于沙漠的石头之上，使其从火星上亦可看见。野口勇对广岛与冷战的绝望，促使他为人类创作一座“纪念碑”，以防我们在核浩劫中自我毁灭。Cerj 并不知道野口勇的这一项目，却为两位艺术家远见心灵之间的共时性而惊叹。FACING THE SKY 引起我的另一个即时联想，是“天镜”冥想——那是我在医学院三年级的夏天，于印度达兰萨拉麦克劳德甘吉的达赖喇嘛驻地学到的。“天镜”冥想的修习方式，是躺在地上，以正念专注于整片天空。这一体验带来与宇宙合一的深切感受——天空映照我的面孔——我在整片天空中看见我的面孔——宇宙就是我的面孔——我就是宇宙。

Cerj Lalonde 显然受其开阔而富于创造力的心灵所驱动；但不同于因人类的破坏性而陷入绝望的野口勇，Cerj 以积极、昂扬的心境进行创作，激励参与者去构想一个更美好、更丰盛的未来——彼此伸出手去、加深理解，并明智地运用此刻正以加速度涌现的种种革命性技术。

Cerj 敏锐地把握着人类这一物种正在经历的文化变革：突破性的思想与革命性的技术，正从艺术与科学的创造性心灵中迸发。FACING THE SKY 完美地体现了由社交媒体与互联网所造就的、正在浮现的“全球脑—心智”。FACING THE SKY 由卫星捕捉后，将即时传遍所有社交媒体，让每个人在一场面对面的相遇中彼此相连——马歇尔·麦克卢汉所说的“地球村”无疑已经到来！

作为艺术家、家庭精神科医生、作家与纪录片导演，我创办了 The smART Peace Prize: Art Against Human Destructiveness。这是一项在线艺术竞赛与社交媒体运动，是为一个压力重重的星球所做的“全球家庭治疗干预”。Cerj 和我意识到，艺术家深层的动机，是创作能激发观者好奇与惊叹的作品，并唤起那种使人们彼此靠近的、平静而又兴奋的联结感。我们都觉得，彼此分享想法可以相互放大。

The smART Peace Prize 呼吁每个人以艺术对抗我们破坏性的阴暗面；通过大规模的艺术创作，我们可以激发一种全球性的“平静—联结—创造”的压力反应，从而抵消更易被触发的“僵住—战斗—逃跑”反应——正是后者，在助长世界大部分地区盲目地退化为破坏性的混乱与无序。